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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shaoming1956的博客

昏昏灯火话平生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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寸草心。题记的题记  

2012-02-06 08:13:50|  分类: 寸草心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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嗨,同学们!大家好!回来了吗?

寒假里感冒一场,至今没有很恢复;可是又感觉时间压力,想做的事情要赶紧做。这不,刚刚看了一遍《人类的由来》,打算稍作喘息,算是空档,趁机把从前写的一点东东发在这儿。意图呢,第一个意图不算意图,就是要发表;第二,在正式出版之前,想探探风声,看看反响。今天贴的这些部分,已经见之于《温故》第19辑。(注:所谓今天,就是一大早。本来只想贴这一块儿的。后来情不自禁,贴个不了。。。。。。真拿自己没办法。实际,正经发表的,只是前几篇,总名为那方水土。不行我给贴个照片上去?)

 

 

寸草心。题记的题记 - 李绍明1956 - lishaoming1956的博客
 

 

 

题记的题记

 

    没想到写成这么个东西。更没想到题记写成这么个东西。

任管是谁,一认起真来,就不好玩。没想到我写东西会这么认真。伟人说:世界上怕就怕“认真”二字。确是至理。

当时写到半程,忽然想给它起个名字;起个名字,既怕不新鲜,又怕不能表明里面的意思,于是复又写了“此地有银三百两”的题记。“此地无银”,尚成笑柄,何况插块牌子,大书“有银”乎?真是没有办法。

冥顽不灵,一至于此。

呜呼,吁嘻,再写此题记的题记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绍明,2009年 9月3日,

于威海家中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题 记

 

这组小文,曾经起过好几个题目。开始叫做“家事”,“我家那点事”。因为当然要写村子和其他人,却想以自己为中心的。写着就觉得不甚恰当,因为还没写到自己,那方水土那方人已经有了独立的生命,尽管笔下那个地方那些人,也还带有自己的影子。

老妻建议,模仿一个电视剧的名字,就叫“我的家乡我的家”吧。很好很好,却又觉得过于板实了。

我的本意,其实并不真要写自己这个人,而是要写出七十年代一个公社社员在劳动和生活中的一些感觉。个人是无足轻重的。但那段历史,却要靠千千万万人的生存感觉而真实和丰满。

所以易名“寸草心”。

以寸草之心,报三春之晖,意思不是很好吗,却不完全是我起这题目的用意所在。我乡有谚曰:立秋之后,寸草结子。说的是草类颇知时序。凡是秋草,时令一到,即是那些生不逢时生不逢地,长得多么卑琐可怜的,都要停止长高,开始秀穗结子。它们敏感于时间的压力,尽了几片细小的叶子所仅有的能量,结出稀少、却无疑属于自己的果实。这是草的聪明。

五十三岁,在别人或是正当盛夏的,可在我,却分明已属秋候。如不明智,还要往高里长,就可能一朝委地,留不下一粒种子,难免为秋草所笑了。

天地无心,诸有情为之心;一草之微,其无情乎?那么,我这寸草的至微至贱的心,不也可看作是天地之心么。

这些篇什,就是这样的一茎盈寸衰草的不死之心,对于自己那穷乡僻壤和同样草芥似的人民的一份纪念了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绍明,2009年8月6日,在高密梨园

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8月8日在高密机场改毕

 

 

1. 那地方

 

今天这个傍晚拿起笔来,确切地说是坐在电脑前,动手写我自己的历史,是连自己也想不到的事情。

并不是说我从来没打算写这样的东西。相反,想写这题目想了怎么也有十来年了。也不是今年最想写。从前,最想写的时候,那可是想都不敢想,一想就收不住思绪,得服用大量安眠药才得平静。有个毛病,就是一旦开始什么事,非得把它做完,不然就什么也做不了。而要写出个眉目,我想少说也得个把月。可是,多年以来,我哪里有一个月的优游啊。就这么拖着,拖着,拖成了一种慢性的心病。今年不然。好像无论如何也得做个了结了。我感觉到了时间的压力。毕竟就要四十六岁了。

下午,一天该做的事已经做完;学期就要结束,教、学两方都开始放松。翻开一本闲书,是斯韦特兰娜·阿利卢耶娃的《遥远的乐声》。忽然心血来潮,怎么也看不下去:自己的事,是不是也该写写了。

 

1956年阴历8月的一天,我出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一个农民的家里。关于那方水土那方人,我的可敬的同乡莫言已经写了很多,这多少减轻了我的工作。实际上,小说《红高粱》那个故事的场景,基本就在我那个村子的周围:土匪余占鳌的老家余家庄,在我村西首三华里;杀日本鬼子的故事,应该发生在我村后、老屯前的大洼里——据说大洼里有狼,我小时候,夏秋之际,青纱帐起,大人就不让从那里过——离我村不过六华里;电影《红高粱》拍摄地点胶河农场,场部离我村也就是十二、三里之遥。拍摄那天,村里人肯定莫名其妙地看见了那边滚滚的浓烟。

关于那个年代,我说不大好。新中国成立仅仅七年,就是说,免不了还有些稚嫩;然而,合作化运动也就轰轰烈烈的展开了——这点介绍,是每个有点年纪、或读点书的中国人都能做的吧。我比别人好不了多少。特别是,1956年的事情,我并没有很多把握,因为那时候我实在太小了。

我能有把握地描述的事情,是我很大了以后。从四、五岁写起,应该是没有多少问题的吧,虽然记忆中最早的事,发生在我三岁的童年。

记忆中的村庄,总还是美好的。

 

我那个敝乡,说来其实没有多少好称道的地方。没有山,没有水,连个能让人起壮美之思的大荒、大漠什么的也没有。远处倒是有山。晴天(小时候,晴天是很晴的,空气污染云云,那时候还没人知道),往北能看见平度的大泽山,离我家六十里。你秋天吃的、又甜又娇嫩的大泽山葡萄,就是那里所产。往南,刚刚能看见胶南的琅琊山,离我家七、八十里,孤零零的两个尖尖的山峰,像狼的两个犬牙,常是小孩子比赛视力的对象。往东,稍偏点南,偶尔还能看见崂山。那是得很晴很晴的日子,特别是雨前的午后,斜阳把山照得很亮、周围的景色又给黑云压得很暗的时候,才能看得较为明白的——离我家整一百里。

大概正因为这,我对山,才常常比山里长大的孩子更其向往。

水,我的意思是大河,离我的村子相当地远。十里外的南边,是山东有名的胶河。可是,小时候不大远行,十里之外,就跟百里之外差不多,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大河的雄姿,大河的威风,河边的生活,是完全陌生的。暴雨竟天时,听大人们谈河色变,常感觉不可思议。我妻子是那条河边上长大的。认识她以后,常在河边走走,可是,那时候,河已经是干河了。

倒是有条流水沟(哪个村没有条流水沟呢),自西南向东北,从村前斜过。水沟串联起几个水塘。六十几户人家的小村,一道水沟,一条弯弯曲曲伸向据说有狼的大洼的土路(别的路是不大走的),几乎是我童年记忆的全部背景。

但我的村庄还是美好的。

记忆的闸门一经打开,那些早已逝去的、有意思的事情,现在都一起奔涌到我的指尖来了。

 

我小时候,小小村子的周围,是有一道围墙的,人们管它叫圩子墙。当然,我看见的只是它的残余,“八路来了”——老一辈总这么说,他们分不大清八路军和共产党,八路军和解放军——把圩子墙扒了。墙外的壕沟没有填平,因为它是流水沟的一部分。我家的房子就在流水沟的边边上。

对我爹那辈人来说,圩子墙可不仅仅是个好玩的地方。那是个用得着的东西。日本鬼子是挡不住的。但是,村民们要防的,岂止是日本鬼子。敝乡那地方,几乎是高密、胶州、平度三县的边界,地处偏僻,交通不便,天高皇帝远,正是乱世英雄藏垢纳污之所。假洋鬼子(伪军),黄皮子(国军),游击队(国军的地方武装),保安队(简称保队,后人称还乡团),还有土匪。除了余占鳌,老人们常说的,还有个王敬修。其实,这些力量,卑微的圩子墙都莫奈其何。凡是军队,都有能耐到村里来要钱要粮。大股的土匪,你也拿它没办法。但乡民们有个心理,就是他们来时,有个准备,总比没有准备好些。对于细贼,圩子墙也没有多少效力,家家户户,还是得把自己的大门关得严严实实。只有在一样事上,那道墙和那条沟能多少起点作用:偷牲口的,看见这个村有围墙,可能就心灰意冷,转而到别的村去碰碰运气了。

有些人家还怕“八路”。

可是圩子墙提醒你乱世生活的凶险。这种生活会融到人的血液里,成为性格的一部分。我爹就是这样。他生于1925年,到我记事的时候,他老人家已是中年了。世道是治得不能再治,可是,他仍然死守着老一辈的古训:天一擦黑,就关大门,吃完晚饭,马上吹灯,“食不言,寝不语”,保持警觉,风声鹤唳,立即察看。

父亲防的,有两个事,一个是贼,另一个是火,这里是说提防有人纵火。父亲一生本分,并没有仇人。爷爷奶奶老实懦弱,更没有跟任何人结怨。但是,父亲毕竟闹过革命。有意思的是,他防的并不是革命的敌人。他是个仁慈的革命者。他的敌人,据我所知,都服他、敬他,有的甚至还感恩戴德。是他的革命战友让他如临大敌。他有十分把握相信,他遭过的一把火,就是他白天的朋友和同事给放的。

所以他总是警觉着。月黑风高之夜,秋雨绵绵之夜,他整宿整宿的不睡,抽着旱烟,等待天明。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,都成了他的天性了。

那种气氛,是我小时候生活的一部分。

 

我见到的圩子墙,真是只有那么点意思而已了。村西村北的段落已荡然无存;村南一段我不很熟悉,只有模糊的印象;村东的一段,特别是我家房子东头的一小段,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。残存的墙,残存的铁蒺藜——我乡叫刺条——腐烂得发黑、却仍然结实得难以撼动的洋槐木桩子,桩子上的斑斑锈迹……那一排洋槐树,树根下有洞,洞里满是好玩的水蛇。

不光有洋槐树。那时候,村子四周有很多更大的树。村南主要是白杨,特别是张玉玺大爷家那些棵,足以让一家人为之骄傲。村东主要是柳树,很大很大的柳树,我小时候,它们正值三四十岁的壮年,在圩子墙里边,离墙五六米的地方,南北排成一排,不属于任何一家,也不是村里的公产——那是阖李家的祖产,后来归了以李姓为主的生产小队了。

属于我家的树,除了乱七八糟不成材的防护性的刺槐,还有三棵稍微象点样的,一棵本地槐,有学问的人称之为国槐或唐槐;一棵榆树,不大,有一抱来粗,我六岁回村的时候,它早已被饥饿年头的人们剥光树皮,好像不久就完全死了。第三棵,离村稍远些,是道旁的一棵歪脖子柳树,虽不成材,当时也没觉它构成多么重要的一道风景,对我却有点特别的意义:它标志着入社时我家的一块地。小时的我,走到它跟前,会有一种很好的感觉。这种后来一去不回的特别的感觉,勉强用语言表达出来,大概是:呵,我家有地。

 

附记:以上是七年前在济南所写。今年夏天,身在威海已整两年,一事无成,而人又老去许多。重拾这个话题,已是不容再缓了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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